(A note for my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This essay, written entirely in Chinese, recounts a journey on one of China’s green trains and reflects on family. An English translation is not ye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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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从绿皮火车上醒来,车已经开进广西。又是一个大晴天,窗外春意盎然,穿件薄衬衣就凉快无比。
八点半,我还在回想昨晚张叔描述的90年代深圳,潮湿、混乱、野性。打开手机,第一条消息却来自沉寂已久的家庭群。
“爷爷已经走了。”
无人回复。
消息很突然,我没有做出反应,默默关闭手机,转头继续睡觉。
在火车里,时间是凝固的,一切动态都显得遥远。我是沉默的,就像他生命的最后三周——亦如他过往的三十年人生——也是沉默的。
这天是4月3日。但是前一晚,我在火车上写下的是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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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天气转暖,我在从广州到昆明的绿皮火车上,一路欣赏粤西、广西、黔西南、云南东部各处风景。
挤在火车上的人,总是不得不就着几平米的空间做点什么。如果实在无聊,也可以在一个明媚的白天安然躺卧。在火车上,任何对话都可能发生。正因如此,我喜欢坐长途火车,而不是飞机。但这次要独自在火车里待上28个小时,还是人生第一次。
日落时分,缓慢的车速足以让人端详途径的村庄和山川河流,夕阳跟着火车一同奔跑,金黄色的阳光撒进车厢,落在卧铺旁的墙壁上和走廊座位边。人只需默默坐着,便能不断前进,观赏应接不暇的风景。这是最安静的时刻,没有来往的流动餐车,走廊上站着坐着的人纷纷望向窗外,心照不宣地共赏黄昏。在粤西,一路看到了很多香蕉树,这是因为广东本就是全国最主要的香蕉产地之一,而粤西是广东最适宜香蕉生长的地区。

春天不仅到了,而且悠长。云贵地区空气清新,气温20度左右。在还算自由的日子里,要紧紧抓住晒太阳的机会。不过火车不同于高铁,烟味总是环绕在周围。看一会儿粤西风光,再望向走廊,一个满脸褶皱的中年男子正点燃香烟。
我受不了烟味,走去了餐车车厢,那里有更宽大的座位。晚上七点,没想到车厢已经坐满了人,大多是买了站票来休息的乘客。不过乘务员说,点餐入座后才可以一直坐到晚上10点。
虽然人多,却出奇安静。每桌都坐了两三个人,拼桌吃饭。车厢末端靠着座椅站着八九个无座的乘客,各自在玩手机。我一坐下,一张手写的纸马上端在我眼前,有五道荤菜,每道统一价50元,配一碗米饭。我选了黄焖鸡。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面目沧桑的大叔,待列车员离开后,他轻轻搭话:
“小姑娘很会点,黄焖鸡的分量最多。我刚点的是辣椒炒肉,没有多少肉。”
“随便点的。”我客气笑了笑,内心暗暗自喜。
我们面对面坐,只隔一张宽一米不到的桌子。身处这种环境,一旦开口对话,便很难再继续假装陌生,总有几个瞬间眼神会交汇。
这个大叔姓张,老家海南,1992年随同乡弟兄到广东闯荡,一开始在东莞开车队,后到深圳做公交车司机,一开就是近三十年。
他一路分享早年开车见闻,斗扒手,斗警察,之后又要斗监控摄像头。深圳买了两套房,投资了鼎益丰但去年暴雷了。今年退休,最大愿望一个是在海南盖好房子,一个是去北京天安门看毛。
“你也是回去过清明吗?”他问。
“我不是。”
“我们回家过清明,给我爸扫墓。”他说节假日买不到票,买了无座。我才反应过来,拥挤是为了返乡。
我们聊了三小时,从开公交车聊到了他的政治观,还一起欣赏了窗外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发着人造光的菜地。晚上十点,车到了茂名,他匆匆收拾行李和我挥手告别,缓慢私密的思绪突然被打断,跳回到喧嚣的现实世界。不过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很难分辨。那些惊心动魄的智斗扒手情节,成为了停留在三十年前似是而非的记忆。他下了车,我回到了自己卧铺躺着。这种一期一会像做了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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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失去了这种闲情雅致。望着窗外,脑子里一下被拉回到对爷爷的回忆,春色显得不合时宜。
爷爷一生没有用过手机。在人们开始使用手机之前,他就已经认知退化。从小听家人说,他有“老年痴呆”。但是,他的记忆力并未丧失,自始至终他都能认清每个家人。我每次敲门,总是爷爷开门,喊“晴晴来了”。我想他也许患上了某种精神障碍,不过家人从未带他检查过。
总之,他不会发消息,不会与人交流,也不会独自出门。最后的三十多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经常喃喃自语。
他虽不与人沟通,却并非头脑糊涂。每当我与奶奶视频通话,一旁的爷爷总会帮听力退化的奶奶传达我的原话,但不作答,仿佛一切对话都与他无关。一家人齐聚家中,亲戚互相聊天,爷爷则默默回到房间抽烟、发呆、自言自语,不过他清楚知道,何时开饭,何时散场。
但爷爷年轻时并不是一个沉默的人。
他十几岁从农村出去当兵,在北方生活许久,后来在北京驻守过一段时间。五六十年代,他是老家为数不多去过北京的人,因而每次回乡都风光无限。转业后,他回到湖北,可以去武汉或回老家,奶奶劝他去武汉闯荡,于是他们最终在武汉安家。家人说他曾在一家国企做纪委书记,那是1970年代。奶奶常说,他在单位里“太老实”,被人欺负,到了四十多岁,却被调去了库房当保安,直至退休。个中细节没有人愿意告诉我。
我想象,他不沉默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他一定也坐过绿皮火车。那时从湖北出发,只能坐火车,睡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到北京。他会不会也有过买不到座位的经历?他也许是那种为了省钱一路站着的人,不会像我,明明买了卧铺票,还要点一碗50元却半生不熟的黄焖鸡米饭。
他是一个节俭的人,但对我很大方。小学时,我中午到爷爷奶奶家吃午饭,一般只有爷爷在家,奶奶在外摆摊卖布。我找他要零花钱买零食,他便从自己抽屉里拿出钢镚来。他的木质抽屉十分整洁,钱币整齐摆放在盒子里,旁边摞起几个记事本,角落还有一些姑姑的首饰。我总是贪心,觉得爷爷是温和内敛之人,如果找他多要点钱,他不会拒绝。我总是成功了,从他那里,我经常能拿一元甚至两元,而从其他人那儿,我只能拿五角。
张叔说以前的火车票3块钱一张,在爷爷的年代,也许更便宜吧?如果和他一起坐火车,他可能会给我点一餐,让我坐在沙发上。
不过其实,我并不确定他对我的情感是什么模样,也不确定自己对他是何种感情。
又到了下午四点,火车已经开了24小时。车厢里很安静,一些人在睡觉,隔壁卧铺的三个阿姨在聊年轻人不会讲云南话。我坐在走廊旁的椅子上,贴着车窗写日记:
“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我没有掉眼泪。我是何时对他的感情开始淡漠的?又或许,我是否一直没有对他有过亲密的情感?... 毕竟我们从未有过深入的交流,毕竟他从未袒露过他的内心。”
他沉默地活,沉默地死。没有过情感表达的人,是否意味留不下情感的痕迹?但是,在这个问题之前,他是自愿沉默的吗?
我小时候,爷爷知道我喜欢吃糖醋排骨,也喜欢吃奶奶自制的热干面,照顾完我的午饭,他便回房,坐在窗边抽烟。有时我坐不住,说想出去玩,爷爷会牵着我的手出门走路。我向他展示地上捡到的树叶,他会尴尬地微笑回应:“好”,然后扭过头去,一言不发。
我想他也是想出门的。有一次,他独自出门散步了,几个小时没有回来,全家人很着急。不记得最后他们在哪里找到了爷爷,只记得将他接回家后,所有人教训了他一顿,指责他出门“非常危险”,下次再也不要出去了。他们就像对待一个不听话,需要管教的小孩。而爷爷极少回击,回到房内,仿佛无事发生,置身事外,旁观他人对自己的评判。
自此之后,他应该再也没有离开过家,或许他也渐渐放弃了出门。家庭聚会时,他是躲在房间或客厅角落里坐着抽烟的那位,眼神并非空洞,而是一副事不关己,无所谓的态度。毕竟我们在一旁所有的讨论,他都能听懂。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今年的元宵节,全家准备去饭店吃饭,奶奶坐轮椅也去,只有他不肯。
他在躺椅上发呆,并未意识到我们即将出门。我在他身旁问,为什么不想一起吃饭?他回,不下楼。“我们都想和你一起吃饭。”我试图劝服。他操着老家口音说:“我不能下楼,要(会)死。”之后便默不作声。我们不解,他本身腿脚灵活。
我离家几年,很少回去关心爷爷奶奶,这时才意识到,爷爷越来越少说话了,一旦开口,也是令人不解的语句。更多时候,家里人无视他的存在,也许正是这样,他也无视了这个外在世界。
作为家人,我们是不是经常忘记了,无论是认知还是精神障碍,他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和表达欲望,而非想象中那样被动、沉默。往往因为我们对他话语的不理解,便将他排挤到现实世界以外。
他对疼痛应该很敏感。元宵节后没多久,他在一天上午突然喘不上气,医生称是肺部功能衰竭,随即进了ICU。在那里,他的口鼻尿道都被插上了管子。呼吸机戴着不舒服,他拼了命想拔掉,医生于是将他双手束缚住,避免“乱动”。医生说,几个病房里就他“最爱动”。家属每日规定的探望时间里,爸爸和他说话,他反复念:“我要回家。”他常年被人忽略,但临终是清醒的,不是吗?
过了一周多,他状态好转,清醒到能出院了,救护车将他送回家。姑姑说,没想到回家后一个多小时,他起身时倾倒,眉骨撞到床边座椅,血从脸上一直流到上衣、裤边不止。他没有叫喊,只是躺在那儿任血直淌。屋内毫无动静。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奶奶进房才发现他已鲜血满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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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一个平行世界,他的喃喃自语在那边声音很大。也许那里才是他的家。他在那里会喊疼,想翻身,不想插管。他的诉求能被人听到,他能把过往的矛盾、委屈一一道来,得到某种理解或宽恕。他知道,60多岁的自己想出门,80多岁的自己想回家。所有的这些想法,都是抗争,与记忆的抗争,也是与将被人无视和遗忘的抗争。
是什么让他闭上了嘴巴?我不知道。那个年代议论政治是危险话题,内部斗争也许要求人保持警惕和怀疑。家人,包括我在内,常年对他的漠视,或许也加剧了他的封闭。家庭和社会将内敛寡言的人视作弱者、被照护者,同时也放弃了正视这些人所做的抗争。
相对之下,他的儿子是多话而暴躁的。站在车厢连接处,我给很久没联系的爸爸打电话,问葬礼的安排。
“你在哪里?火车上?为什么在火车?”他一直问,“你去昆明干嘛?能不能回来,回不来就算了。”
他只顾问,却频频打断我的回答,如同以往任何一次的对话。但这次他更焦躁,“我们忙死了,你知道吗?要有人回去通知亲戚,要有人守灵堂,招待客人。”
“那现在谁在照顾奶奶?”我问。
“现在谁还顾得上奶奶?我的老天。”他很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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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六点多,我在中铺睡觉。迷迷糊糊睁眼,原来已经睡了两个多小时。耳边听见婴儿阵阵啼哭,扭头往下铺看,其实她并没有哭,只是肆意喊叫。她被她的妈妈抱在怀里,双手张开想要抓住奶瓶却扑了空。那位母亲没有发脾气,但也没有好脸色,想必她的耳边每天有很多个小时经受这样的叫唤,早已没了脾气。
这节车厢里,不存在父亲,只有母亲、奶奶、外婆。这位妈妈形单影只,躺在下铺对面的姐姐与她闲聊几句,顺手拿起一颗橘子逗小孩,结果这个一岁大的女孩立刻被逗笑,眼神无法从橘子移开,好像在盯一只猎物。妈妈松了口气,和那位姐姐开始用云南话聊天。
奶奶告诉过我,她有一年去北京看爷爷,在家属院里住了半年。她曾经也是这样带着三岁不到的儿子一起坐卧铺去北京的,对吗?爷爷在外当兵、工作,奶奶则在老家的竹器厂里做出纳、带孩子。孩子的长大过程,伴随父亲的缺席,如同许多中国家庭。
奶奶如何看待爷爷的离世?他们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过真正的交流。平日,奶奶除了提醒他吃饭、洗澡和睡觉,几乎不再说一句话。去年我回去看他们,奶奶驼背严重,站立时,整个身体几乎弓成90度,无法直立。这样不得已的姿势挤压到她的腹腔,令她无时无刻不感到酸痛、胃胀气,在家也需拄拐杖行走。即便如此,仍是奶奶在家中做饭,喊爷爷来吃。
他们也早已分房睡。奶奶说,她夜里常因疼痛而醒,凌晨醒了便睡不着,翻身反复,也影响到爷爷睡眠。“爷爷不想和我睡,嫌我老说他。”奶奶在她的床边告诉我。家里人都明白,奶奶一直是爷爷的照护者。
今天听到这个消息的奶奶,会做何反应?他们之间应当有许多我从未得知的故事,但我想,有没有一个瞬间,她舒了一口气,总算不用再在忍受剧痛时照顾另一个人。
这对母女在曲靖下了车。母亲弓着背,将一个布制的婴儿背兜像书包一样背起来,将女孩托举裹在布里,然后再将两条布绳绕在腰间,打结,一只手拿着带背包的行李箱,另一只手拿一手提包。准备就绪后,扭头捏着嗓子对孩子说:跟姐姐说拜拜。
火车坐久了,烟味也就闻不到了,但靠近厕所,一股臭味袭来,夹杂着锈铁的味道,弥散在空气中。此时,窗外却是大片绿葱葱的树木、无垠的田野和蔚蓝的天空。如果一只小鸟被困在车内,一定很想冲出去。这是在绿皮火车里才有的臭味。
昨天傍晚,火车上的盒饭卖35元,今天下午,列车员推车而来,却喊25元,我和邻座赶紧买了一份。过了半小时,竟降到15元。晚上七点半,列车员说最后一轮盒饭,10元,无人理会。
天色渐暗,列车员突然在洗漱室旁大喊:“我*,是哪些人这么没素质,盒饭不扔垃圾桶,非要堆桶上面。”她没有朝向车厢乘客的方向,而是走向车厢之间,对同事埋怨,声音足以让两边乘客听见。说罢,车内寂静无比。
我想到下车后,又要重新坐上火车,顿时五味杂陈。
一路上的人上上下下,与我一起从广州上车的人只剩下邻座姐姐。不过此刻疲惫感已经爬满全身,我没有了交流欲望。
“你也是回来过清明吗?”她问。
“嗯...,”我才意识到答案是肯定的,“要转车。”
“你去哪里?”
“武汉。”
她脸上闪过一丝疑惑,却没有多问。没有人会从昆明转车到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