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二十八小时绿皮火车记 Personal essay ｜28 hours on a green train
也许有一个平行世界，他的喃喃自语在那边声音很大。也许那里才是他的家。
(A note for my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This essay, written entirely in Chinese, recounts a journey on one of China’s green trains and reflects on family. An English translation is not ye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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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从绿皮火车上醒来，车已经开进广西。又是一个大晴天，窗外春意盎然，穿件薄衬衣就凉快无比。
八点半，我还在回想昨晚张叔描述的90年代深圳，潮湿、混乱、野性。打开手机，第一条消息却来自沉寂已久的家庭群。
“爷爷已经走了。”
无人回复。
消息很突然，我没有做出反应，默默关闭手机，转头继续睡觉。
在火车里，时间是凝固的，一切动态都显得遥远。我是沉默的，就像他生命的最后三周——亦如他过往的三十年人生——也是沉默的。
这天是4月3日。但是前一晚，我在火车上写下的是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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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天气转暖，我在从广州到昆明的绿皮火车上，一路欣赏粤西、广西、黔西南、云南东部各处风景。
挤在火车上的人，总是不得不就着几平米的空间做点什么。如果实在无聊，也可以在一个明媚的白天安然躺卧。在火车上，任何对话都可能发生。正因如此，我喜欢坐长途火车，而不是飞机。但这次要独自在火车里待上28个小时，还是人生第一次。
日落时分，缓慢的车速足以让人端详途径的村庄和山川河流，夕阳跟着火车一同奔跑，金黄色的阳光撒进车厢，落在卧铺旁的墙壁上和走廊座位边。人只需默默坐着，便能不断前进，观赏应接不暇的风景。这是最安静的时刻，没有来往的流动餐车，走廊上站着坐着的人纷纷望向窗外，心照不宣地共赏黄昏。在粤西，一路看到了很多香蕉树，这是因为广东本就是全国最主要的香蕉产地之一，而粤西是广东最适宜香蕉生长的地区。
春天不仅到了，而且悠长。云贵地区空气清新，气温20度左右。在还算自由的日子里，要紧紧抓住晒太阳的机会。不过火车不同于高铁，烟味总是环绕在周围。看一会儿粤西风光，再望向走廊，一个满脸褶皱的中年男子正点燃香烟。
我受不了烟味，走去了餐车车厢，那里有更宽大的座位。晚上七点，没想到车厢已经坐满了人，大多是买了站票来休息的乘客。不过乘务员说，点餐入座后才可以一直坐到晚上10点。
虽然人多，却出奇安静。每桌都坐了两三个人，拼桌吃饭。车厢末端靠着座椅站着八九个无座的乘客，各自在玩手机。我一坐下，一张手写的纸马上端在我眼前，有五道荤菜，每道统一价50元，配一碗米饭。我选了黄焖鸡。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面目沧桑的大叔，待列车员离开后，他轻轻搭话：
“小姑娘很会点，黄焖鸡的分量最多。我刚点的是辣椒炒肉，没有多少肉。”
“随便点的。”我客气笑了笑，内心暗暗自喜。
我们面对面坐，只隔一张宽一米不到的桌子。身处这种环境，一旦开口对话，便很难再继续假装陌生，总有几个瞬间眼神会交汇。
这个大叔姓张，老家海南，1992年随同乡弟兄到广东闯荡，一开始在东莞开车队，后到深圳做公交车司机，一开就是近三十年。
他一路分享早年开车见闻，斗扒手，斗警察，之后又要斗监控摄像头。深圳买了两套房，投资了鼎益丰但去年暴雷了。今年退休，最大愿望一个是在海南盖好房子，一个是去北京天安门看毛。
“你也是回去过清明吗？”他问。
“我不是。”
“我们回家过清明，给我爸扫墓。”他说节假日买不到票，买了无座。我才反应过来，拥挤是为了返乡。
我们聊了三小时，从开公交车聊到了他的政治观，还一起欣赏了窗外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发着人造光的菜地。晚上十点，车到了茂名，他匆匆收拾行李和我挥手告别，缓慢私密的思绪突然被打断，跳回到喧嚣的现实世界。不过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很难分辨。那些惊心动魄的智斗扒手情节，成为了停留在三十年前似是而非的记忆。他下了车，我回到了自己卧铺躺着。这种一期一会像做了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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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失去了这种闲情雅致。望着窗外，脑子里一下被拉回到对爷爷的回忆，春色显得不合时宜。
爷爷一生没有用过手机。在人们开始使用手机之前，他就已经认知退化。从小听家人说，他有“老年痴呆”。但是，他的记忆力并未丧失，自始至终他都能认清每个家人。我每次敲门，总是爷爷开门，喊“晴晴来了”。我想他也许患上了某种精神障碍，不过家人从未带他检查过。
总之，他不会发消息，不会与人交流，也不会独自出门。最后的三十多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经常喃喃自语。
他虽不与人沟通，却并非头脑糊涂。每当我与奶奶视频通话，一旁的爷爷总会帮听力退化的奶奶传达我的原话，但不作答，仿佛一切对话都与他无关。一家人齐聚家中，亲戚互相聊天，爷爷则默默回到房间抽烟、发呆、自言自语，不过他清楚知道，何时开饭，何时散场。
但爷爷年轻时并不是一个沉默的人。
他十几岁从农村出去当兵，在北方生活许久，后来在北京驻守过一段时间。五六十年代，他是老家为数不多去过北京的人，因而每次回乡都风光无限。转业后，他回到湖北，可以去武汉或回老家，奶奶劝他去武汉闯荡，于是他们最终在武汉安家。家人说他曾在一家国企做纪委书记，那是1970年代。奶奶常说，他在单位里“太老实”，被人欺负，到了四十多岁，却被调去了库房当保安，直至退休。个中细节没有人愿意告诉我。
我想象，他不沉默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他一定也坐过绿皮火车。那时从湖北出发，只能坐火车，睡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到北京。他会不会也有过买不到座位的经历？他也许是那种为了省钱一路站着的人，不会像我，明明买了卧铺票，还要点一碗50元却半生不熟的黄焖鸡米饭。
他是一个节俭的人，但对我很大方。小学时，我中午到爷爷奶奶家吃午饭，一般只有爷爷在家，奶奶在外摆摊卖布。我找他要零花钱买零食，他便从自己抽屉里拿出钢镚来。他的木质抽屉十分整洁，钱币整齐摆放在盒子里，旁边摞起几个记事本，角落还有一些姑姑的首饰。我总是贪心，觉得爷爷是温和内敛之人，如果找他多要点钱，他不会拒绝。我总是成功了，从他那里，我经常能拿一元甚至两元，而从其他人那儿，我只能拿五角。
张叔说以前的火车票3块钱一张，在爷爷的年代，也许更便宜吧？如果和他一起坐火车，他可能会给我点一餐，让我坐在沙发上。
不过其实，我并不确定他对我的情感是什么模样，也不确定自己对他是何种感情。
又到了下午四点，火车已经开了24小时。车厢里很安静，一些人在睡觉，隔壁卧铺的三个阿姨在聊年轻人不会讲云南话。我坐在走廊旁的椅子上，贴着车窗写日记：
“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我没有掉眼泪。我是何时对他的感情开始淡漠的？又或许，我是否一直没有对他有过亲密的情感？... 毕竟我们从未有过深入的交流，毕竟他从未袒露过他的内心。”
他沉默地活，沉默地死。没有过情感表达的人，是否意味留不下情感的痕迹？但是，在这个问题之前，他是自愿沉默的吗？
我小时候，爷爷知道我喜欢吃糖醋排骨，也喜欢吃奶奶自制的热干面，照顾完我的午饭，他便回房，坐在窗边抽烟。有时我坐不住，说想出去玩，爷爷会牵着我的手出门走路。我向他展示地上捡到的树叶，他会尴尬地微笑回应：“好”，然后扭过头去，一言不发。
我想他也是想出门的。有一次，他独自出门散步了，几个小时没有回来，全家人很着急。不记得最后他们在哪里找到了爷爷，只记得将他接回家后，所有人教训了他一顿，指责他出门“非常危险”，下次再也不要出去了。他们就像对待一个不听话，需要管教的小孩。而爷爷极少回击，回到房内，仿佛无事发生，置身事外，旁观他人对自己的评判。
自此之后，他应该再也没有离开过家，或许他也渐渐放弃了出门。家庭聚会时，他是躲在房间或客厅角落里坐着抽烟的那位，眼神并非空洞，而是一副事不关己，无所谓的态度。毕竟我们在一旁所有的讨论，他都能听懂。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今年的元宵节，全家准备去饭店吃饭，奶奶坐轮椅也去，只有他不肯。
他在躺椅上发呆，并未意识到我们即将出门。我在他身旁问，为什么不想一起吃饭？他回，不下楼。“我们都想和你一起吃饭。”我试图劝服。他操着老家口音说：“我不能下楼，要（会）死。”之后便默不作声。我们不解，他本身腿脚灵活。
我离家几年，很少回去关心爷爷奶奶，这时才意识到，爷爷越来越少说话了，一旦开口，也是令人不解的语句。更多时候，家里人无视他的存在，也许正是这样，他也无视了这个外在世界。
作为家人，我们是不是经常忘记了，无论是认知还是精神障碍，他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和表达欲望，而非想象中那样被动、沉默。往往因为我们对他话语的不理解，便将他排挤到现实世界以外。
他对疼痛应该很敏感。元宵节后没多久，他在一天上午突然喘不上气，医生称是肺部功能衰竭，随即进了ICU。在那里，他的口鼻尿道都被插上了管子。呼吸机戴着不舒服，他拼了命想拔掉，医生于是将他双手束缚住，避免“乱动”。医生说，几个病房里就他“最爱动”。家属每日规定的探望时间里，爸爸和他说话，他反复念：“我要回家。”他常年被人忽略，但临终是清醒的，不是吗？
过了一周多，他状态好转，清醒到能出院了，救护车将他送回家。姑姑说，没想到回家后一个多小时，他起身时倾倒，眉骨撞到床边座椅，血从脸上一直流到上衣、裤边不止。他没有叫喊，只是躺在那儿任血直淌。屋内毫无动静。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奶奶进房才发现他已鲜血满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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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一个平行世界，他的喃喃自语在那边声音很大。也许那里才是他的家。他在那里会喊疼，想翻身，不想插管。他的诉求能被人听到，他能把过往的矛盾、委屈一一道来，得到某种理解或宽恕。他知道，60多岁的自己想出门，80多岁的自己想回家。所有的这些想法，都是抗争，与记忆的抗争，也是与将被人无视和遗忘的抗争。
是什么让他闭上了嘴巴？我不知道。那个年代议论政治是危险话题，内部斗争也许要求人保持警惕和怀疑。家人，包括我在内，常年对他的漠视，或许也加剧了他的封闭。家庭和社会将内敛寡言的人视作弱者、被照护者，同时也放弃了正视这些人所做的抗争。
相对之下，他的儿子是多话而暴躁的。站在车厢连接处，我给很久没联系的爸爸打电话，问葬礼的安排。
“你在哪里？火车上？为什么在火车？”他一直问，“你去昆明干嘛？能不能回来，回不来就算了。”
他只顾问，却频频打断我的回答，如同以往任何一次的对话。但这次他更焦躁，“我们忙死了，你知道吗？要有人回去通知亲戚，要有人守灵堂，招待客人。”
“那现在谁在照顾奶奶？”我问。
“现在谁还顾得上奶奶？我的老天。”他很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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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六点多，我在中铺睡觉。迷迷糊糊睁眼，原来已经睡了两个多小时。耳边听见婴儿阵阵啼哭，扭头往下铺看，其实她并没有哭，只是肆意喊叫。她被她的妈妈抱在怀里，双手张开想要抓住奶瓶却扑了空。那位母亲没有发脾气，但也没有好脸色，想必她的耳边每天有很多个小时经受这样的叫唤，早已没了脾气。
这节车厢里，不存在父亲，只有母亲、奶奶、外婆。这位妈妈形单影只，躺在下铺对面的姐姐与她闲聊几句，顺手拿起一颗橘子逗小孩，结果这个一岁大的女孩立刻被逗笑，眼神无法从橘子移开，好像在盯一只猎物。妈妈松了口气，和那位姐姐开始用云南话聊天。
奶奶告诉过我，她有一年去北京看爷爷，在家属院里住了半年。她曾经也是这样带着三岁不到的儿子一起坐卧铺去北京的，对吗？爷爷在外当兵、工作，奶奶则在老家的竹器厂里做出纳、带孩子。孩子的长大过程，伴随父亲的缺席，如同许多中国家庭。
奶奶如何看待爷爷的离世？他们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过真正的交流。平日，奶奶除了提醒他吃饭、洗澡和睡觉，几乎不再说一句话。去年我回去看他们，奶奶驼背严重，站立时，整个身体几乎弓成90度，无法直立。这样不得已的姿势挤压到她的腹腔，令她无时无刻不感到酸痛、胃胀气，在家也需拄拐杖行走。即便如此，仍是奶奶在家中做饭，喊爷爷来吃。
他们也早已分房睡。奶奶说，她夜里常因疼痛而醒，凌晨醒了便睡不着，翻身反复，也影响到爷爷睡眠。“爷爷不想和我睡，嫌我老说他。”奶奶在她的床边告诉我。家里人都明白，奶奶一直是爷爷的照护者。
今天听到这个消息的奶奶，会做何反应？他们之间应当有许多我从未得知的故事，但我想，有没有一个瞬间，她舒了一口气，总算不用再在忍受剧痛时照顾另一个人。
这对母女在曲靖下了车。母亲弓着背，将一个布制的婴儿背兜像书包一样背起来，将女孩托举裹在布里，然后再将两条布绳绕在腰间，打结，一只手拿着带背包的行李箱，另一只手拿一手提包。准备就绪后，扭头捏着嗓子对孩子说：跟姐姐说拜拜。
火车坐久了，烟味也就闻不到了，但靠近厕所，一股臭味袭来，夹杂着锈铁的味道，弥散在空气中。此时，窗外却是大片绿葱葱的树木、无垠的田野和蔚蓝的天空。如果一只小鸟被困在车内，一定很想冲出去。这是在绿皮火车里才有的臭味。
昨天傍晚，火车上的盒饭卖35元，今天下午，列车员推车而来，却喊25元，我和邻座赶紧买了一份。过了半小时，竟降到15元。晚上七点半，列车员说最后一轮盒饭，10元，无人理会。
天色渐暗，列车员突然在洗漱室旁大喊：“我*，是哪些人这么没素质，盒饭不扔垃圾桶，非要堆桶上面。”她没有朝向车厢乘客的方向，而是走向车厢之间，对同事埋怨，声音足以让两边乘客听见。说罢，车内寂静无比。
我想到下车后，又要重新坐上火车，顿时五味杂陈。
一路上的人上上下下，与我一起从广州上车的人只剩下邻座姐姐。不过此刻疲惫感已经爬满全身，我没有了交流欲望。
“你也是回来过清明吗？”她问。
“嗯...，”我才意识到答案是肯定的，“要转车。”
“你去哪里？”
“武汉。”
她脸上闪过一丝疑惑，却没有多问。没有人会从昆明转车到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