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北京“九五”世界妇女大会30周年（二）：重读李小江和高小贤
两位中国女性研究学者、实践者的不同道路。
2025年2月12日，中国女性学研究奠基人李小江因病去世，享年74岁。仅两个月后，4月2日，妇女/性别行动研究者高小贤病逝，享年76岁。
这两位同时代的女性，在中国女性研究与行动领域中，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李小江是中国女性研究的开创者，却始终与“feminism”一词保持距离，并拒绝参加1995年北京世妇会。此后，她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仍持续走访普通女性，笔耕不辍。而高小贤则以行动者与研究者的身份，长期关注农村妇女的处境。“九五”世妇会成为她实践探索的重要节点之一。在此之后，她找到了更多行动的可能性，在妇联系统内外创立妇女民间组织，推动多项面向农村妇女的发展项目。
上个月，我们阅读了去年出版的李小江《华人家国与天下：致“仰望星空、心向远方”的年轻学子》，这是她与性别研究学者唐凌的五封书信集，谈及“问学求真”、“身份归属”、“中国特产”、“生活方式”、“自主选择”五个议题（由唐凌领读）；我们也读了高小贤于2006年出版的《中国社会转型：农村妇女研究》，主要收录其1990-2000年代针对农村妇女的调查研究（由夏楠领读）。另外，我们还读了王政的“全球女权主义口述史”课题中与高小贤的对话文稿，以及宋少鹏与高小贤关于“妇女/性别与发展”在中国本土化实践的对谈。
由于这几部作品篇幅较长，所以本文仅作节选讨论，欢迎有兴趣阅读原著。
“社会性别”概念进入中国
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恰好见证了“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随着全球化浪潮进入中国的时刻。这个概念强调，妇女扮演的社会角色并非由生理性别（sex）决定，而是由社会文化塑造而成。
世妇会上，“社会性别主流化” (gender mainstreaming) 得到了广泛讨论，呼吁各国政府和机构共同应对性别不平等，推动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李小江在2024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回顾了中国主动申办第四次世妇会的时代背景。“在经济政治状况都不好的情况下，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唯一一张能在当时打出去的正面的牌，全世界都认，于是妇女的事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国家的事情。”她说。
因此，与西方经历第二波女权运动和LGBTQ+运动后普及“性别”概念不同，中国接触到的“社会性别”，从一开始就包裹“发展”的话语。
彼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外国资金开始涌入，民间组织生根发芽。这一在西方性别研究领域广为流传的概念，为许多研究妇女问题的中国学者、官员、行动者开辟了新的思路，各种课程培训迅速展开，逐渐被众多妇女研究者接纳。
正是在这个充满期待与可能性的时刻，高小贤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高小贤的中国“本土化”实践道路
1982年1月，高小贤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妇联，是妇联历史上第一批直接分配来的大学生，被安排在办公室负责起草文件。在这个岗位上，她看到了大量县级妇联的调研报告：文革结束之后的农村，买卖婚姻重新抬头，许多妇女逃婚、抗婚；农村经济改革向城市迈进时，女大学生分配困难，企业招工不要女性等现象。
文革这十年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太多的那种对社会的责任感。我原本进大学是想做一点社会科学研究，希望对中国社会的整个民主化进程呀，或者政治改革呀，有所贡献。那么到妇联以后呢，等于破了我作研究的梦了。那么在接触到这样大量的（反映）现实（情况）的文件之后呢，我就觉得--我还是想作研究嘛--所以就选择了… 当时中国的社会学刚刚恢复，所以我就想做一些婚姻家庭研究，做一些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做一些妇女问题研究，这也就是可能最初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的开始吧。
1986年，高小贤创立了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民间妇女组织之一。
真正让她看到理论可以转化为行动的，是在1993年天津师范大学的首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研讨会上，王政介绍“社会性别”概念的培训。“真的是个很好的分析工具。”高小贤说。也是在那次会上，她认识了法律学者谭兢嫦（Sharen Hom），第一次知道可以向福特基金会申请项目。
1994年，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高小贤去澳大利亚Griffith大学接受定性研究方法培训。1995年的世妇会上，“社会性别”的概念在中国的学术界以外得到了有效传播。会后，她开始全力投入了实践，陕西妇女研究会因而从一个关注理论研究的研究型组织转型为注重行动的公益组织。
1996年，研究会开通了陕西妇女热线，1999年3月建立“陕西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同年组建“社会性别培训小组”，2000年建立“预防家庭暴力中心”，成为国内第一家开展社会工作实务的公益组织，2001年成立“家庭暴力预防辅导专线”。与此同时，高小贤还在农村做发展项目。
因为我过去以前一直是研究农村妇女嘛。那时候也有一些基金会找，作农村发展项目，就找我。那我也是想，过去作研究嘛，作完了每次走时，都心里觉得好象特别抱歉一样似的。那有发展项目，我觉得给当地带来好处，我当然是非常乐意去做去。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农村发展。
不过，接受了这些西方的性别理论后，如高小贤一样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中国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下运作的妇女／性别发展实践有没有自己的经验？
高小贤提出了“本地化”和“拿来主义”的说法，即拿外国的理论方法、外国的资金，但用本土的、在地的经验来解决农村妇女的难题。她在与宋少鹏的对谈中说：
本土化是指将外来理论用于本土的一个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自己所在地域的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性别等状况重新审视外来理论，选择适合我们的部分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也包括用我们实践中的经验和思考去补充和发展外来理论。
这里强调的是“化”，即实践过程中我们对于理论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同时强调发展外来理论，即创造我们自己的理论。
在《中国社会转型：农村妇女研究》的总序中，高小贤也提到对“社会性别”本土化研究的努力。
让远离都市的⼭村农⺠知道社会性别这个名词并⾮难事，但实践社会性别所争取的两性平等、重视并⽀持弱势群体、赋权于妇⼥等等⽬标，则需要⼀批⼈⻓时间地、不间断地克服种种⼲扰和困难，⽅能⼀⼩步⼀⼩步地朝⽬标移动。
“社会性别本⼟研究”便是这种实践和移动的纪录。
1995年，还发生了一件让高小贤印象深刻的事。世妇会结束后，她回到老家临潼休假，听说邻村一个女孩考上大学，却因家里没钱上不了学。恰好此时，她为筹备世妇会而主持绣制的”红凤绣帐”以35万元拍卖成功，这是一件1000名农村妇女用传统刺绣技艺完成的作品。1996年，她决定用这笔钱成立“红凤工程”，资助贫困女大学生。这个项目成为了中国首个专门资助贫困女大学生的助学工程。
我就觉得在西安，乾县离西安不远，怎么都有女孩子读不起大学的。
第一年，她们本打算只资助20个学生，结果收到了150多份申请书。最后通过媒体呼吁社会捐赠，得到了一些企业捐助。第一年，她们最终资助了84个女大学生。此后，“红凤工程”一直持续下来，独立运作，没有妇联的经费支持，成为中国民间资助贫困女大学生最成功的项目之一。
我一直把它梦想滚动为一个中国民间的妇女基金会，这是我的梦。就是说，我希望一旦这个基金会成立的话，我不希望它跟妇联有太多的瓜葛，因为会有很多的行政的干预它的独立性。
在这些在地的实践过程中，高小贤与其他行动者、学者有一个共同关切：如何找到“中国经验”？如果我们不加思考地照搬西方理论，可能看不见中国自己的经验。
高小贤提及，2004年，陕西妇女研究会在合阳县实施“促进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项目，一年后换届选举时全县女性村委会主任从0人上升到20人，全省女性村委会主任比例从0.6%增加到1.1%。2008年合阳经验推广到全省，女村官的当选比率翻了近一倍。
她说，这个项目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发起人和主角是一个民间妇女组织。
陕西妇女研究会作为民间妇女组织主动介入的，与国家妇联组织的联手合作，将社会性别主流化、妇女赋权等国际妇女运动的理念与参与治理的议题对接到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中，最大限度地调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资源，不断扩大妇女权利的空间，这是这场基层妇女参与治理的行动获得成功的经验。从这个视角再看研究会以往的农村发展项目，或多或少都能发现集体主义时期农村妇女工作的元素与经验的当代再现。
合阳县项目中，她聘用了曾在体制内的退休干部作为项目官员，陪同年轻人进入农村，弥补她们基层工作经验的不足。
此时恰逢妇联的一位管理干部退休，她是合阳本地人，先后担任过县妇联副主任和省妇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不仅有妇女工作的情怀，而且在省里和合阳县都有着很好的人际关系。... 一是聘请这位退休干部担任项目的协调员，负责和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再是另外请一个全职员工负责和基金会的沟通及报告。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位退休干部在合阳项目中功不可没。
在王政主持的“全球女权主义口述史”项目中，高小贤回忆她在陕西妇联工作时提到，为了避免与官方政策冲突，许多妇女工作常以较为“低调”或变通的方式进行。例如，全国妇联不同意让她办全国性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培训班，于是她就以地方或者研究会的名义推进。这种策略使得一些妇联体系内的努力和成果并未被公开记录或承认。
性别研究学者唐凌在近期发表于Made in China Journal的文章中亦分析道，从西方“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角度看，全国妇联这样的官方机构就不算“真正的妇女组织”。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全国妇联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在为妇女权益做实际工作。如果只用西方的框架，反而会让人看不见这些具体的努力。
不过，这似乎是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的“中国经验”。高小贤在与宋少鹏的对话中同样提及，2008年之后性别与发展网络对妇女公益项目的支持逐渐失效：
同样遗憾的是，随着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网络的行动目标向政府与政策倡导的转向，这些问题在以后的会议中不再显现。2008年前后，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大量退出中国，代之而起的是国内基金会，替补了国际发展援助机构退出后的市场空缺，但企业背景的国内基金会缺少社会发展的视野和相关的知识储备，GAD在中国公益界越来越边缘化。我几次试图在公益圈推动公益项目中要纳入社会性别视角，回响似乎并不大。
李小江：质疑“西方”，也质疑“妇女解放”
与高小贤、王政等许多学者不同，李小江不仅批判西方理论，也批判社会主义遗产。她既反对“女权主义”，也反对“妇女解放”。
1980年代，她参与组织翻译了《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等著作，首次将女权主义理论带入中国。但从那时起，她就和女权主义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在《华人家国与天下》的第五封信中，她谈道：
我与 feminism 一直保持必要的距离，原因很简单，基于一个客观存在、不能忽视的认识论问题：生为女人，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对待自己天赋的身体以及人类历史强加于我们的性别差异？
我和波伏瓦最重要的分歧，就在对待“自然”和“历史”的不同态度。波伏娃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生成的”）我只能认同一半。在我看，女人（women）是后天生成的，女性（female）却是天生的 。我不认为女人成为“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全然是男性意志主导的结果，宁可看它是人类历史进化中一个必经阶段的产物。在我这里，“天生”和“生成”不是二元对立关系。我认为，只有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客观地认识历史，女人（男人也一样）才可能在有限的选择中有效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和人生。
对于1990年代引入中国的“社会性别”概念，李小江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
1980 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用 gender（社会性别）取代 sex（自然性别），以为更新话语可以改变女性的自然命运，鸵鸟一般，怕人说的就是这个天生的“身体”。新的话语革命中，女人的自然属性成为“皇帝的新衣”，在 new left（新左派）统领的“PC”（政治正确）天下丧失了合法的话语空间。对此，我不赞同，更不认同！
她认为，“女权”的概念深嵌在欧美的公民社会运动模式中，强调通过社会运动争取权利。但在中国这样一个非民主政体下，“公民社会”的路径异常艰难。如果只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看中国女权，就会把目光聚焦在活动家的苦难上，而忽视中国女性意识的其他面向。
在2019年6月写就的最后一封信中，李小江提到对中国年轻女权行动者现状的思考，回应唐凌对此的困惑：
女人走进社会以后，地域、民族、阶层、职业乃至年龄、身体等等因素，对“姊妹认同”（sisterhood）都有消解作用，那个天下一统的“第二性”早已不复存在。尤其中国，从来就没有一个孤立的女性，也不存在孤立的女权运动。新中国确立的男女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出的一个正果，主要是自上而下通过国家行为实现的……在这里，不能简单地套用“公民社会”这个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概念，哪里还能奢谈“公民社会女权路线”？
另一方面，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的“妇女解放”、“男女都一样”，李小江的批判同样尖锐。
她认为，“妇女解放”走不出自上而下的权力架构——国家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妇女能顶半边天”，但这种“解放”往往忽视女性的个体性，有一种”任人摆布”的奴役感。唐凌总结，李小江把妇女的解放与阶级解放、种族解放运动统一并分离出来，并指出妇女的反抗，面对的是几千年的夫权社会，而不只是仅有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
对于李小江的观点，唐凌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总结：
李小江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生产方式，包括那些被西方左派话语裹挟和追捧的学术；同时，她也对跟中国学术和政治中心走得过近的学术保持着一定的警惕。
不过，如此观点也引发了争议。
在谷雨实验室的文章中，王政提出对李小江强调“男女生理上不同”的质疑。她认为，李小江的这种自然女性意识并没有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制度构成挑战。根据这篇文章，王政说，“在市场经济中，女性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同时也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 强调女性的差异会掩盖对形成差异的家庭、社会结构改造的必要，而女性的差异又经常被用来合理化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
唐凌也批判性地指出，李小江的理念有“性别本质主义”以及“国族本质主义”之嫌，似乎既不对多元性别友善，又容易与国家主义和建制合流。
同样，她的观点挑战了时下一些中国女权主义者的意见。读书会中有人提到，李小江拒绝“主义”的立场是先锋的，但如今各种“主义”都已受到冲击，因此她的观点似乎无法完全照搬。中国女权仍需要更多的写作与辩论，需要继续发声，而不是一味地解构所有“主义”。
在李小江看来，所有的“主义”——无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还是后现代理论——都可能成为新的压迫，因为它们预设了一个“应该去往何处”的乌托邦目标，要求人们为了遥远的未来牺牲当下。但是她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乌托邦想象、基于单一的尺度而对现实进行的批判，都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压迫的来源。
李小江的核心理念是”求真”，即记录中国女性的真实生活，而不是用任何一种”主义”提前框定。她说：
就求学而言，我的原初动机并不是为了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完全是为了摆脱意识形态领域中来自“未知”的压迫。那些未知（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日后遭遇的无数个主义）个个强势，不由分说，先验地设定了你的价值观并且预设了你的生命取向，自由是难的。还有身为女人的生存压力，在“男女都一样”的假象中被无限放大了……可以说，是“未知”主导了我的人生走向，所取所舍，全都围绕着破解困惑，在重重壁垒般的思想奴役中寻找“精神解放”的出路。
所以，早在1990年代初，李小江就已经选择了“记录”这条路。她组织了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女性口述史调研，用十年时间采访上千名女性，包括抗战时期的女军人、普通农妇、慰安妇等。她去过33个民族的聚居地，上百个村落，留下了上百万字的考察笔记。1990年代她主持”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2003年出版第一部口述史《让女人自己说话》，共四册。
2002年，她在陕西师范大学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妇女文化博物馆，展示当代中国许多女性的生命经验和个人表达，分为”她的故事”、“江永女书”、“生育文化”、“女红”、“织物上的历史”五个部分。馆中一共1200件展品，其中400多件是李小江亲手收集的。博物馆的第一件展品，是一个农村男人送来的两个刺绣花撑，这是他去世妻子的遗物。
她曾提及自己经历文革后的创伤，最警惕的就是“代表”：
生在红色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见多了左派领袖和领袖欲爆棚的革命者，因此我最怕的就是“代言”，最要警惕的就是所谓“代表”。说到底，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真正“大公无私”的人？假公济私者，通常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藏身在各色左派队伍里——如今，这队列中不乏女人。
这种警觉似乎塑造了她的学术路径和人生选择。1980年代，她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时，出版社希望邀请妇联官员做顾问，她婉拒了。40岁时，有机会被提拔为副部级官员，她也拒绝了。89风波后，她放弃了两次美国移民约谈和加拿大入籍机会。她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在谷雨实验室的文章中，李小江说：
我就觉得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放弃这些职务的，不应该参与大合唱，所以到最后就什么都不剩，只剩我一个光杆司令了（笑）。
或许正因如此，在1995年世妇会召开之际及当下互联网女权研究正热之时，她始终如一，亦选择转身离开。
她在第四封信中回忆：
长达20 多年，我的日子过得就像玻璃缸中的鱼儿，私人生活也几乎是透明的。1997 年停发工资，生计有虞，逼人出走。可是，我没有走，两次放弃了美国水牛城的移民约谈，同时也永远放弃了加拿大。在我，怕的不是被驱赶，是回不来！避居山乡，避不开监控的网络，国家的眼睛和人事跟踪无处不在，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和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漫长岁月里举步维艰，如此困境，为什么还要执着留在这里？原因是内在的，要问自己：这一生，你要怎样“完成”？
她最初开始研究妇女/性别，就是为了“摆脱意识形态领域中来自‘未知’的压迫”。她想要破解那些身为女性的困惑：
身为女人的生存压力，在“男女都一样”的假象中被无限放大了……可以说，是“未知”主导了我的人生走向，所取所舍，全都围绕着破解困惑，在重重壁垒般的思想奴役中寻找“精神解放”的出路。——你看，和你一样，我也曾面临出路问题。要想找到答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脚踏实地，向根源问个究竟。
我的困惑全部来自生养我的这片土地，追根溯源，怎么可以离开又怎么离得开！
每每回头，心存庆幸：庆幸 1987 年放弃了去牛津访学，庆幸 1995 年没有因为政治压力负气而去，庆幸 1997 年在两难抉择中最终放弃了移民海外，生生地守在这里，硬是守住了一个个“完成”！
2019年6月，她也总结了当前中国女性的困境：
今天的中国女人，四代共存，却不在同一个生存平台上：老一辈妇女的生计依旧套牢在计划经济的福利中，新生代女性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深陷困境。计划生育把新中国一代女性从“生育工具”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了，二胎政策却将新生代女性重新带回传统的两难处境……
纵然如此，出路在哪里？李小江的回答是，“女性的自我认识至关重要”。
在我看，今天的知识女性大多已经拥有自立自主的自决能力。藉此，选择一个自己热爱的职业或专注去做一件事情，远比参加任何“运动”更加重要。“小确幸”之幸，不在幸福之大小多少，在“踏实”，即自己对个自命运的自主把握。尤其是知识女性中的佼佼者，要紧的不是拿基金会的钱专事救世主之职救助所谓弱势群体，而是自食其力，做好自己。不是用放之四海的那个“正确”去绑架他人，而是慎独自律，守住本分。讲求个性，首先要弄清自己的真实的需求。珍视自我，就该用诚实的劳动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出现了问题怎么办？群策群力，该是“问题中人”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而不是让那些专事“打抱不平”的人自我赋权强行代人发言。
结语
从这三本书和数篇对谈资料中，我们可以窥见“九五”世妇会这一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召开的全球性会议对中国女权主义者及妇女运动的深远影响。无论是参会者如高小贤，还是拒绝参会的李小江，都在过去几十年间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当代中国的性别问题，在本土进行各自的实践。或许她们走过的这段历史，能为今天众多迷茫的女性提供可能的方向：在各种纷繁的“框架”、“概念”之外，最大限度地独立思考和不断实践，批判性地看待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
until next time,
Wanq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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